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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内珍视到身后寂寥,邢侗错在哪里试析邢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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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侗,明末四大家之首,称“邢、张、米、董”。

明末四家中,抑或说明末诸家中,最得二王神髓者莫过邢侗,他的作品神韵直追魏晋,不但得到万历皇帝赏识,且为高丽、日本、琉球等邻邦皇室所重,与黄金同价。可以说邢侗的书法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社会认可,甚至在诸多评家眼里被称为执牛耳者,坐卧书坛之巅,无论书作、矢志,都有“超人一等”之说。

曾在上篇文章中说到,米万钟与邢侗二人在当世均是久负盛名的书家,甚至比同期的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人更为出名,也更受当世书评家中意,按照常理,这种名声定论应当在后世不断延续。但是在数百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名字并没有多少人记住,作品也并未得到多少重视,反而被倪、黄、王铎力压一头,险些湮没史海,除对书史涉足深入者,鲜有人在意。

当世海内珍视的书坛翘楚,为何身后寂寥了呢?

其实可以从四方面尝试分析

身边缺少一个艺术环境

对于书法研习来说,环境是直观重要的一环。只有相对匹配的学习环境,才能提高书法认知的广度与深度。譬如苏轼,苏轼学书的起点非常高,这全然得益于他文学才华所带来的环境之便。少年时只是母亲教字,无论是学字还是书思都不出彩,弱冠时,只凭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名噪京华,被欧阳修等名士所重,不但得到了蔡襄的指点,还被欧阳修超前的书学理论影响,终开“尚意”先河。

(苏轼22岁作品)

当然,此类例子数不胜数,米芾、黄庭坚、王宠、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等等,他们的成长都跟环境有莫大关联。往雅了说叫艺术环境,往俗了说就叫圈子,历代一流名家,只要同期,几乎相识。试想,身边如只有一个账房先生,即天纵奇才,水平也不会高出账房先生多少,这便是土壤的重要性。

稳定的艺术环境,并不是能全靠人力能决定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天时方面,明朝“尚态”风气兴起,如倪元璐、黄道周、王铎这些今日闻名的人,在当世的名声只存在于小圈内部,他们都是受了张瑞图的影响,开始走向夸张字形一路。反倒邢侗一类相对传统的二王书风,成了独树一帜的景观。创新总是属于少数人的狂欢,在这种艺术领先感还没得到普及的时期,邢侗与董其昌的书作才是为世人评价最高的,但当后知后觉的人们逐渐意识到倪元璐黄道周等人对书法发展的影响,邢侗自然就容易被遗忘了。

就这方面来说,邢侗成也天时,败也天时。

地利与人和,邢侗是临邑人,只是一个北方小镇,不比江南苏杭,没有众多文人雅士的相互促进和影响。其实更重要一点是邢侗比较孝顺,他为方便照顾高龄父母,不愿远离为官,所以在36岁时辞官,很少外出,即便友人来访,也多谈诗文,少谈书法。董其昌生在华亭,也要聪明的多,不但自比赵孟,也立志抗衡吴门,所以其门下自成一派,众星捧月,追摹者不计其数。

创新与个性不足

书法有两路,一路主“入”,一路主“出”。无论把哪一路做到极致,都能留名,但都不容易落得好名声。入的精,则不易出,这叫“泥古”,出的精,则入的功夫必然为世人误解,这叫“丑怪”。名声相对好一点的便是出入参半的人,但这类人往往后世无名。

从功夫的角度来看,无论把哪一点做到极致,都足矣成家。写像很容易,谁人都可做到。但像到骨子里,一点不比创新简单。邢侗以学二王得名,在明末时期,对二王的研习是所有人都不可比拟的,但也因此难脱二王藩篱,很难创新。

这种创新并不是没有个人特色,而是没有比较鲜明的个性,也对书法的发展没有特别大的贡献。从邢侗的作品来看,他中期的作品直追二王神韵,晚期年高手硬,在作品上也能看出尝试变法,但可惜只活了62岁,并没有鲜明的特色,假使再活十年,当是另一番风景。

没有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

书法理论是学书者对书法的见解思考,一位如对书法没有见解流传,则很难立足于世。因为作品带来的影响远不如思想深远。

即便邢侗“泥于二王”,如有对二王独到的见解总结成册,也不乏成为学习二王的宝贵经验。但可惜,历代著述目录,并无一本是邢侗所作,只有一本《来禽馆集》中有少量关于书法的文字,又遗失过多,没有理论的支持,邢侗的地位并不稳固,在一个交流与传承还停留在纸质的时代,没有传承思想的纸质痕迹,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历代书家对书法的思考,在今日都成为理论,这其中有对有错,有偏见,有经验,也有注水。在魏晋隋唐时,书法理论主要以文章书录为主,到宋以后,逐渐流行在提拔中阐述书学思考。在当时,真迹流传不广,一本真迹可有数家提拔,而能存、能见真迹者,又是一方名士,所以他们的思想很容易传播放大。邢侗书法为“海内珍宝”,仿效者众,万历皇帝也曾令女吏学其书,但到后来流传不广,没有理论对应参考是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人的学书思想与其书迹是相对应的,若想了解一个人的书法,必然需要看到他对发的理解,才能让自己理解的更深。自我学书始,看不懂董其昌时,看董其昌书论,看不懂王铎时,看王铎书论,当于二者书论有所悟,便能多看懂书迹一分。

流传作品少

书家名声的大小,于当代,可能靠炒作,但于后代来说,一定是靠追随者。追随者越多,书家名声越大。像米万钟一类,字虽好,但并无可学之点,所以其名只在当代,作品虽遍及海内,但无几幅流传。张瑞图为尚态一脉中较早的觉醒者,下启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也是一派领袖,而董其昌更甚,门人众多,均学其笔墨,书画影响诸多名家,康乾甚至不惜发帝力推广,故而书迹的流传或收集,都是比较小心有序的。

即便从今日来看,邢侗作品依旧是学二王一路的顶尖参考作品,只可惜他是一个比较沉闷的人,少出家门,少谈书法,即便海外来使,也需等上数日来能到手一幅真迹,可见邢侗对自己的作品管理并不上心,没有刻意家传墨迹,只存了碑刻,加之书学思想传播不足,对后世影响不深,导致无人问津,流传的作品自然就更少了。

以上四点,大概就是邢侗这位学王翘楚身前身后名声落差的原因。

书家成名,有“当世名”,有“万世名”,能把二者均收入囊中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如说当世名,翻看书法典籍,每一本都能找见至少几十个名字,但放到今日来看,确实不如盛名之下的书家更值得推敲。但话说回来,每个有当世名的人,至少都是被当时社会所承认推崇的,至于没有得到后世推崇,只能说是他们的学书思想终归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

邢侗大概只是这些“当世名”书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没有米万钟董其昌会搞营销,纯靠书法取胜却不合时代潮流,又由于性格寡淡少见作品,诸多原因综合一起,导致其在后世书史中很难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水平一点不差。

人力之于历史洪流,终究是无力的。就像雷军所说:努力勤奋天才只是成功的前提,成功的关键是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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