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认为文学作品分为四种体裁，分别是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其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诗歌伴随着语言产生，最初依赖人们的口传心授得以传承，早于文字的创造。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种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发展，也就产生了适合本民族语言的诗歌形式。
广义的中国古典诗歌，不仅仅包括唐代之前的古体诗和唐代及其后的近体诗，一脉相承盛行在五代和宋的词，元时盛行的曲（散曲和剧曲），甚至在汉代取得大成的赋，也都属于古典诗歌的范畴。
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遵循汉语言的音韵格式和规律。当然，和其他文体一样，古典诗歌同样要讲究谋篇布局、创作手法和技巧等等。由于诗歌篇幅短小，含蓄凝练，对于文字使用的准确、情感表达的技巧，比其他体裁的要求更高。
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根据体裁和技巧手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
1、先秦时期的诗歌发展的三个层次
先秦，是指秦朝之前的历史时期。既包括世界文明史承认的自商代出现铭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之后的历史，也包括存在一定争议的神话和历史混杂时期，例如伏羲创立八卦、女娲造人、炎黄争霸、大禹治水等。
先秦时期的诗歌发展又有三个比较鲜明的层次。
首先是以甲骨文字占卜卦辞的形式出现了诗歌雏形，这是诗歌的萌发期。在这个阶段正式的文字还没有出现，宗教文化是原始社会人们的主要文化，人们通过“巫”这种能和天地沟通的形式，祈求上天能够避祸赐福。在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简单整齐，偶尔声韵协调的歌谣或是咒语，现在看来，这就是最初的诗歌了。例如甲骨卜辞的“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随后是发展到记载于创作于先秦时期流传到后世的各类典籍中，并没有单独结集的诗歌。当然，也有考证说这些古老的典籍很多是后人伪造的。这一类中比较知名的是《击壤歌》，原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据说这是记载在《尚书》中的。还有记载在《礼记》中的《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蜡”是岁末祈求神灵保佑来年丰收的祭典，后来演变成了“腊”，十二月称为腊月，也是由此得来。伊耆氏是传说中的部落名，有说是神农氏，有说是尧。这首《伊耆氏蜡辞》就是伊耆氏这个部落在蜡祭典礼上的祝辞，大意是说：“土返到它的原处，水回到它的沟壑。有害的昆虫不要繁殖，草木回到它的沼泽。这是表达来年风调雨顺，土地肥沃，自然灾害减少的祈求。
最后的大成阶段是出现了两部诗歌集，一部是著名的、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另一部是一个人开创了一个文体的《楚辞》。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源头，后代的诗人们都从中汲取了无尽的营养和灵感。
2、《诗经》
《诗经》据传最初是由一位西周末期的中兴名臣尹吉甫搜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时期的诗歌而成。这位尹吉甫是尹姓和吉姓的始祖，周宣王时的太师，西周时期著名的贤相，辅助周宣王中兴周朝。他不仅是《诗经》的最初编纂者，而且他还贡献了几首诗收录进了《诗经》，所以又被称为中华诗祖。只是周宣王的接班人，那位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实在不成样子，尹吉甫几经劝谏无果，郁闷之下辞官不做，最终抑郁而死。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选取了05首诗歌编订而成，取其整数，也被称为《诗三百》。这里有个隐藏的知识点，诗经实际收集11首诗，不过有6首诗属于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的笙诗。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经孔子编订身价提升，到了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被尊为儒家经典，上升到“经”的程度，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这也是“风雅”一词的来历。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这也是著名对联“三光日月星；四诗风雅颂”。《风》有首，大多是各地老百姓创作的民歌，以15个诸侯国命名，例如《齐风》、《郑风》、《秦风》等等。这些诗歌是由周朝官府专职的官员到民间采集的，他们在每年春天摇着一种称为木铎的铃铛，深入田间地头收集民间歌谣，把其中优秀的作品，整理后交给乐官谱曲，让舞姬们演唱给天子听，很多歌谣能够反映人民的欢乐疾苦，以此作为天子和官员们施政的参考。现在的艺术家们说到某处“采风”，激发创作灵感，就是从这里流传下来的。不过收录在《风》里的诗歌，也有少部分是王公贵族们纪念朝政大事写下的，例如《豳风》中的诗歌“鸱鸮”相传是周公旦所作。《雅》主要描写的是贵族祭祀，祈祷年景丰收，赞美祖先美德。但是也有一部分针对统治者贪婪无能、社会黑暗腐败的讽刺诗。《颂》的内容是宫廷祭祀宗庙的雅乐，由专职的乐官创作。
因为《诗经》有着这样丰富的内容，古人对《诗经》并不仅仅当做文学作品来看，也视为为人处世、为官执政的“辅导书”。《论语子路第十三》中的一段记载就从侧面说明了孔子对于《诗经》的推崇。原文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熟读《诗经》三百篇，但是让他处理政务，却做不好；委任他出使外国，不能独立地去谈判应对；那他诗经读的再多，有什么用处呢？言外之意就是，熟读诗经之后，本来应该可以处理政务，出使四方，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在读诗经了，说明你是死读书、读死书，根本没有领悟诗经的奥妙。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对于赋比兴的理解，从汉代开始直至明清，有很多学者进行研究，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基本共识，但在具体的学术原理和应用理解上，一直存在着分歧意见。
现在普遍采纳的是宋代学者朱熹的观点，即：“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赋，就是把描写的事物，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直接表达出来）”；“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就是用另外一种事物来比喻描写的事物，使其更加生动具体、形象鲜明）”；“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就是先描写其他的事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两种事物并没有具体的比喻关系）”。
通过三个例子来看赋、比、兴的应用：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就是“赋”的手法，直接抒情；“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这就是“比”的手法，用柔荑、凝脂等事物来描写手和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兴”的手法，在描述君子求偶淑女之前，先说水鸟雎鸠的恩爱。
《诗经》几乎全部是四言诗，也就是每句诗四个字，个别诗中的个别句子会改变字数，但这首诗整体依然四言句子为主。还有一个艺术特点就是“重章叠句，一唱三叹”。例如祝贺女子出嫁的《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诗经》收集的诗歌包括西周初年至东周前期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其后应该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问世，但是由于编订者孔子在公元前年去世，没有人再敢于增减《诗经》的篇目，所以诗经三百篇就这样流传下来。而其他很多优秀的诗歌不可避免地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直到另一部诗集《楚辞》横空出世，这才为中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新的色彩。
细说楚辞之前，先理一下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肇始。
五千年文明的确定，居于首功的是史家第一人司马迁。一个民族的历史源头，往往是从神话开始，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从盘古开天地，到女娲造人，发展到说法并不统一的三皇五帝，最终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五帝本纪》开篇，完成了从神话到历史的华丽转身。五帝中最先出场的是黄帝，不过司马迁并没有明确黄帝的纪年，后世的史学家们从西汉时候汉平帝元始元年是公元1年开始往前推算，得出黄帝纪元是公元前年。到了公元年满清灭亡，大约是年，四舍五入称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孙中山先生在祭奠黄帝的祭文中写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这也使“五千年”这个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五帝”之后，大禹建立起第一个王朝夏，开启了“家天下”的时代。也有说大禹的儿子启才是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是忠诚恪守“禅让”这一传统美德的。大禹先是准备禅让给大臣皋陶，可惜这位和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的中国司法始祖身体不好，死在了大禹前面。后来大禹死前又禅让给大臣伯益，伯益作为治丧委员会主席，率领天下人为大禹守孝三年后，把天下让给了大禹的儿子启，也有说是启受百姓爱戴，自动接班的。现在看来，这种“老爹控场铺大路，儿子出面了残局”的玩法，是大禹开创的，后来的周文王、曹操、司马懿等人都学得好。
夏朝自公元前年至公元前0年，最后的一位君主夏桀因为残暴失去人心，被成汤建立的商朝取代。这位成汤非常有明君的贤名，和尧舜禹并列，后世说起圣明君主的一个词就是“尧舜禹汤”，金庸笔下不学无术的韦小宝，奉承康熙的话“鸟生鱼汤”就出自这里。
商朝自公元前0年—公元前年，最后一位君主是大名鼎鼎的纣王，他在后世和夏桀并列，成为残暴君主的代名词“桀纣之君”。周武王姬发伐纣，牧野一战，血流漂杵，纣王自焚而死，周朝建立。
公元前周朝建立，起初定都在镐京（现在的陕西长安沣河以东），传到周幽王的时候，他悬赏千金为了博美人褒姒一笑，玩了一出“烽火戏诸侯”。后来由于他宠信自己和褒姒生的儿子姬伯服，废掉了原来和皇后生的太子姬宜臼。姬宜臼逃到自己外公申侯的领地，申侯为了给自己的外孙讨回公道，联合少数民族犬戎攻破的周朝的国都，杀死了自己的女婿周幽王，以及褒姒母女，并拥立外孙姬宜臼继承王位，号周平王。周平王在登基次年（公元前年）迁都洛阳，由于洛阳在东，所以称为东周，前面的历史时期就称为西周。
在西周时期，周王朝虽然是诸侯分封制，但周天子实力远高于各个诸侯国，跟后世的中央集权类似。周平王迁都洛阳，是被迫躲避犬戎，在整个过程中非常狼狈，属于中央天子的领土也被帮助东迁的秦国、郑国、晋国瓜分。尽管《史记》是从中立的的角度记叙了这段史实，但从周平王登基的过程可以看出，他是被废黜的太子，勾结外邦，颠覆了自己的国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或者是岳父杀死了自己的女婿），得位不正，令人齿冷。并且在周平王即位的同时，周幽王的另一个儿子被其他诸侯立为王，号称周携王，在当时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后来，周平王在晋国的帮助下，讨伐周携王并杀死了他。
这样一番折腾下来，东周王室的颜面扫地，威信无存，对各个诸侯国再也不能发号施令。所以说东周是周王朝衰败的标志，整个东周时期，唱主角的是各个诸侯国，这才有历史速记口诀“春秋和战国，东周分两段”。也就是说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其中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指公元前年至公元前45年之间属于东周的这段历史时期。为什么起了“春秋”这个名字呢？这是出自《春秋》这部史书。
“春秋”一词的含义是“春夏秋冬”，根据古时历法，先有春秋，后来才加了冬夏二时，把特别热的春称为夏，特别冷的秋称为冬，这个涵盖了整年的时间概念后来就引申成了“历史”的含义。因此把记载的国史叫做“春秋”。
其他诸侯国的国史都流失了，只有鲁国的《春秋》因为孔子的编撰世代流传。《春秋》按照时间线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公元前～前或公元前）多年每年发生的大事，《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不仅记载鲁国的事情，也记载其他的诸侯国，只是时间是以鲁国的纪年来确定的。所以后代的史学家把西周这段和鲁国的《春秋》时间跨度大致重合的历史称为春秋时期。
公元前4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简单说就是三个大臣，瓜分了晋国，成立了“韩、赵、魏”三个诸侯国。西汉时期的刘向，在收集史料的基础上，按照诸侯国的不同，给十二国诸侯国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名为《战国策》。记录的历史从公元前年“智伯灭范氏”，至公元前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年。后来的史学家就取了“战国”这两个字，来命名公元前45“三家分晋”之后，一直到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这段历史。
也有学者认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线是公元前年，这是孔子去世的年份。
春秋和战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周天子的态度。春秋时期，周天子还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诸侯之间的征伐往往打着周天子的旗号，交战双方都号称是奉了周天子之命来要个说法。诸侯国之间彼此吞并也比较少，战胜国要的就是战败国一个“服了”的态度。战国时期，周天子被无视，各个诸侯国彼此攻伐的目的是灭国，把对方并入自己的版图。
到了公元前年，形式更是严峻，西周被秦国所灭，西周最后一位天子周赧王姬延也在7年前病死。这位周赧王也是第一个发行战争债劵的牛人，深度怀疑他是一位穿越者。最后为了躲避债主，他躲到皇宫的一个高台上，这就是成语“债台高筑”的由来。
、《楚辞》
《诗经》收集的诗歌包括西周初年至东周前期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其后应该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问世，但是由于编订者孔子在公元前年去世，没有人再敢于增减《诗经》的篇目，所以诗经三百篇就这样流传下来。而其他很多优秀的诗歌不可避免地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直到另一部诗集《楚辞》横空出世，这才为中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新的色彩。
楚辞的本意是“流传在楚地的诗歌”，后来专指由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创立，在诗歌创作中他运用楚国的方言声韵，以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和风土物产，结合神话传说和自身的想象，开创了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形式。
屈原创造的这种诗体在传世的过程中失散了很多，到了西汉时期，《战国策》的作者刘向，整理了25篇。其后的学者们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个别诗篇不是屈原所做，或者刘向有所遗漏，但是其中的代表作《离骚》、《天问》都公认是屈原的作品。刘向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加上战国后期的楚国诗人宋玉的作品，以及汉朝的贾谊、东方朔还有刘向自己的一些作品，编撰了诗集《楚辞》。楚辞既是一部诗集，也是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也是中国第一部注明作者的诗集，但不是专辑，包括屈原及后学者。当代学者郭沫若考证《楚辞中》有二十三篇是屈原的作品，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目前对楚辞的研究基本大多采用了郭沫若的意见。广义的楚辞概念是屈原以及后来其他诗人效仿屈原的作品，狭义的楚辞，大多指屈原的作品，顶多再加上同是楚国诗人的宋玉。
楚辞中的名篇非《离骚》莫属，文人们把它和诗经中“风雅颂”内容中最有艺术价值的“风”系列作品相提并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词语“风骚”。《离骚》一诗在句意转折中加了虚词“兮”，例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由于这种句式出自《离骚》，因此被称为“骚体”，也成了楚辞的标志。现在的这个词有了古今异义，赋予了贬义特质，用来形容不良的生活作风。在古时，“风骚”一词专指风采风流，“秦皇汉武，稍逊风骚”是也。
《楚辞》不仅对中国的诗歌文学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全部的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文学体裁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首先是楚辞骚体诗歌的发扬传承。
楚辞的骚体出现之后，很多诗人纷纷效仿。世人最熟悉的可能是流氓皇帝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的后人汉武帝刘彻，也有一首极有风韵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可以说，其后两汉魏晋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骚体诗，都是直接效仿的《楚辞》。
楚辞还孕育了“赋”这一文学体裁。
在楚辞之前的诗歌，大多是短篇，并且“重章叠句”，擅于抒情，而拙于叙事和状物。屈原创立的楚辞，篇幅大大增加，《离骚》一篇有二千四百多字。并且楚辞中句式参差错落，灵活多变，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更短的三字或是更长的十字句，兼具“诗”和“文”的气质。楚辞句中、句尾多用“兮”、“之”、“于”、“乎”、“夫”等虚字，使得整篇音韵协调，起伏回宕。并且除了抒情之外，楚辞也有很多叙事、状物和说理的名篇。这些都被赋吸收，形成了赋这一文体的主要特点：不歌而诵、铺陈写物、辞藻华丽、手法夸张。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形成了“辞赋”这个词语。早起著名的几篇赋出自宋玉之手，包括“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的《风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高唐赋》。宋玉的《九辨》虽然收在楚辞这部诗集中，仔细品味更像是一篇赋。开篇的名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更是被后人反复引用。
楚辞对散文、小说和戏剧也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贡献最大的还属诗歌。
在诗歌的形式上，楚辞打破了诗经固有的四言形式，句式更加灵活，发展到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甚至十言的综合运用。
在诗歌的内容上，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领域，比如后世的游仙诗就是在楚辞首创的基础上继承发扬的。
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楚辞综合运用赋、比、兴，开创了“香草美人”的比兴用法。用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用“美人”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大臣。后世的政治咏怀诗几乎都是照搬了这中做法，所以当读到诗歌中赞美兰花、梅花等等高雅的植物，往往都是诗人的自我评价。而很多描写美女思念情郎的诗歌，表达的都是怀才不遇的诗人渴望被皇帝赏识。
《楚辞》还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甚至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浪漫主义文学”，咱们撇开拗口的的名词解释，简而言之就是这种文学描写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身外之物，而是内心世界的丰富想象。通过对这些客观世界中可能不会存在“虚妄之物”的诠释，来抒发作者的情感。楚辞中有大量对山精野怪、神仙妖魔的描写，我们都知道这些根本不存在，但是能领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情绪。
而《诗经》则恰恰相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成。现实主义文学要求客观地冷静、认真仔细地观察现实事物和生活，并且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
对先秦诗歌发展的小结。
先秦诗歌，最初和语言同时孕育，主要体现在祭祀鬼神的祷告词和占卜刮瓷；
在西周和东周的春秋时期，王公贵族和民间百姓的智慧结晶，形成了四言诗体，由官方机构收集，孔子编撰，完成了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
东周的春秋末期和战国期间，由屈原开创，众人效仿，诞生了浪漫主义诗歌楚辞，并由西汉时期的刘向编撰诗集《楚辞》。
《诗经》和《楚辞》，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文学史上双峰并峙，为中国古典诗歌奠定了创作规范，提供了灵感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