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形式沿革考略从中国诗歌形式的 [复制链接]

中国诗歌形式沿革考略

——从中国诗歌形式的源流谈新诗形式的建立

文/张兴泰（鸿硕）

二、关于新诗形式问题

既然,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音步整齐系统发展到五、七言近体诗,音步不整齐系统发展到词和散曲,因此,中国的新诗只能沿着这两大形式发展下去,在近体诗的基础上,建立新体“齐言诗”（齐言现代格律体、齐言今风体）；在词、曲的基础上建立新体“杂言诗”（杂言现代格律体、杂言今风体）。

在中国近代史上,新诗格律化的趋势早已透露了消息,很多老诗人都积极致力于新诗格律化的努力,闻一多先生开其端,做出了重大贡献。闻一多的《死水》,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殷夫的《别了,哥哥》,朱湘的《采莲曲》,是新诗追求格律的名篇。徐志摩、卞之琳、田间、何其芳等人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浩如烟海的诗篇中,绝大多数的诗作都是用格律的形式写的,又进一步透露了新诗格律化的新兆。新诗格律化这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然。

(一)关于音步整齐诗的发展前途

在古体诗、近体诗的基础上建立新体“通韵齐言诗”、新体“变韵齐言诗”。

五、七言近体诗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在诗歌创作领域中长期成为一种支配形式,并且,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成功,这不能说诗的格律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它是有旺盛的生命力的。今天我们不应当结束它的生命,而应当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去探索更广阔的途径,来讴歌我们的时代,使它的生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到底有没有这个途径呢?我认为是有的,这是我们民族语言使然。何以见之？汉语一字一音，且具四声，又以单字为单位，同音字丰富，调动方便，易形成音律、韵律。尽管现代汉语与古时相比发生了变化，但汉语上述基本特征未变。现就新体“齐言诗”的建立提出以下拙见：

1.“相体裁衣”,不可千篇一律。押韵的样式要多多变化“不可太密,不可太板,不可太响。”(朱自清：《新诗杂话》)。句句押韵就变成了新的“柏梁体”(如曹丕的《燕歌行》),顺口溜不太好,又增加了写诗的难度,为什么魏晋以后逐渐形成的近体诗隔句押韵,值得深长思之。年6月8日胡适诤友任鸿隽写给胡适信中说“大凡有生之物,凡有活动,不能不一往不返,必有一个循环张弛的作用。”

2.作新诗,表现现实生活,应当着眼于现代生活语言,而不是文言。鉴于复音节词汇日趋增多的特点,近体诗的字数、音步等应当有所突破。根据当前语言变化的特点,要想建立起严格的格律颇有困难。因此,要建立起齐言今风体、只要要求整齐的音步,整齐的诗节,注意平仄调剂,大体押韵即可。(注意：大体押韵不是随意,也应有规可循,所以有人叫半格律。见拙作《如何构建现代汉语诗歌的音律和韵律》观点系列(二)。现代格律体音律、韵律应有严格规定。)

3.新体“齐言诗”建立过程中,不仅要对古诗和新诗沿革的经验认真加以总结、借鉴,而且,必须对现代语言规律特别认真地进行研究。

(二)关于音步不整齐诗的发展前途

在古风、词、曲的基础上建立新体“通韵杂言诗”、新体“变韵杂言诗”。自由诗尽管一度打破词的形式向前探索,在推动革命,推动新文化运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在历史上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但上百年来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路子,不上口,记不住,这是有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上在“词的散文化”方面苏轼曾做过尝试,是不成功的。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词向现代杂言诗方面演变是它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已引起文人们的注意追求；二是现代杂言诗应当打破词的格律,在不束缚思想的前提下,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格律来,没有格律是不行的,这是中国新诗建立起来的关键。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诗必有韵,无韵不是诗。”应当是不争之论。当然,有韵也不一定是诗,音乐美是诗的必须要素,但不是惟一要素,除此之外,诗主情,诗主意境,诗主语言精练,诗主立意新,构思巧……这些要素综合起来决定具体诗的品位高下。“律诗”叫法不科学,言外之意还有“非律诗”,古时指古诗。须知,古诗也有韵律,只不过没有近体诗那么严格,那么规范。没有韵律的诗不是诗。自由诗给人的印象就是不要韵律,没有韵律的自由诗当然也不是诗。“诗须废律”(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形式都有它的约束力。中国的自由诗毕竟是中国诗,“自由”不等于不要格律,只不过格律不宜过严罢了。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曾指出：“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颇不容易。”因此,杂言今风体诗只要做到“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剂,斯为足矣。”(钟嵘：《诗品》)做到这一点也是有规可循的(见拙作《中国新诗几种体式构想》),这是就杂言今风体诗而言。杂言现代格律诗在齐言现代格律诗基础上建立。其格律要有严格规定,但也要有变通。当然,这不是人为的规定而是依据客观规律来定。

鉴于有些同志主张我们的新诗不一定要格律,在这里我也不禁要问：假使我们的新诗不要格律,“将许多分了行的新诗归拢起来,它与寻常的散文区别何在?”(《文学评论》,年第一期,肖韩文章)

既然诗是最精粹的语言艺术,要求语言精练,音调和谐,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韵律,具有音乐美是理所当然的。何况中国的语言有这个条件,努力为之,有何不可?作为艺术,不仅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因为只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才能更充分地表现内容。应当说,离开了格律也就抛开了中国诗歌形式的基本特点。必须看到,新诗如果不建立格律,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不能承前就不能启后,不能继往就不能开来。

在古风、词、曲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体“杂言诗”前途是广阔的。这是因为词和杂言诗都是长短句,唐以后,正是口语在文学领域内日益发展壮大的阶段,词的句子可以从一个字起至十一个字止,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就比近体诗灵活,有利于吸收口语,表达感情。所以,宋人不再拘泥于唐人的韵部,而只凭当代语言来押韵。特别是词发展到散曲,在这方面表现就更明显。尽管曲子的平仄比诗词严,在某些情况下,平声要分阴阳,仄声要分上去,尤其是上声、去声用于韵脚时,尤为严格,但总的来说,要比诗词宽些,自由些。散曲系统和今天普通话系统已经相当接近(有些字的读音和今天普通话还是不同的),词大部分依照诗韵,曲则另有韵部,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语言来用韵的,散曲没有入声,原来的入声已分别归到平、上、去三声去了。平声分阴平、阳平。这和今天普通话是一致的,并以平仄通押为常规。诗和词都忌重韵,曲不忌重韵,可以有赘韵的情况。诗词的韵脚安排是固定的,曲可以有衬字,这就更加口语化了,更加显示了词向新体杂言诗演变的趋势。因此,在词、曲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格律的新体杂言诗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在这里只能原则推论一下,新诗产生的时间还相当短,具体形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讨,逐步建立、完善。

三、关于新诗发展道路问题

新诗可以在民歌基础上建立、发展吗？

何谓民歌?《文学词典》上说：“民间文学的一种。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并在流传中经过集体修改和加工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诗体……形象生动,形式活泼,语言新鲜,节奏强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战斗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湖北人民出版社年8月版第32页)

要我说简而言之,一句话：民歌就是民间的歌。

中国的新诗能否在民歌的基础上去建立、发展呢?从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在民歌基础上建立、发展中国新诗这个命题似乎并不错。可是情况有变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问题是民歌源流不像古代涓涓而来,现已枯竭,哪有活水源头来啊!可以说现在的新民歌几乎已绝迹,我还没有看到,可能是我眼界不够。若哪位诗友能拿出一些现在的新民歌,有针对性研究、探讨才好。否则,从民歌基础上建立、发展新诗就很难说。没有新民歌哪有这个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又怎么能说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呢?不管谁说的,这话都不对。由于民歌源流已经枯竭,旧民歌没有新鲜血液,也不能作为新诗的基础。

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说：“《康衢》、《击壤》肇开声诗。”(康衢謡：立我蒸民,莫匪而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肇开声诗”即开始乐歌,开始乐歌那就是民歌之源。我看不是,倘若是源,何以断流啊?

如果能有夏启从天上盗来的《九辩》、《九歌》就好了,我想那是天籁之音,大概这才是民歌的初始。现已被天帝收回去了,所以,源流也就枯竭了。

请看,五四时所产生的新诗就不是在民歌基础上。这是由于古时文人大都用文言写诗,和民歌语言距离相当大。那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时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处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对封闭的状态,信息很闭塞。“五四”以来,主要是用白话写诗,和今天口语已无太大差别,如果说有差别的话,那只是诗的语言。现在已是信息时代,宣传阵地如此宽广,劳动群众的诗作不需要像古时那样,经过民间口头流传,设置乐府,再经过文人加工润色。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今后,更是不可能有的事。专职作家也是劳动者,与劳动人民没有本质区别。老百姓拿起笔来是文人,文人放下笔也是普通意义上的老百姓。如果说加工润色,也无非像网上这样,作品在网上发表后,由诗友们一起探讨、修改,或找朋友切磋,或发表时由编辑修定。因此,我认为今天把民歌单提出来意义并不大。依古代传说来讲,今天,天帝把天乐收回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好在中国古典诗歌饱吸了她的乳浆,有了茁壮成长,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历经千年,至今,依然朝气蓬勃。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对中国民歌史做以简要回顾；《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民歌；《楚辞》是在楚国民歌基础上,打破《诗经》四言方块式的基本格调,创作的句法参差错落的新诗体；五言诗首先出现在西汉民间,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是汉朝诗歌史上的双璧,相互都有渗透和影响；魏晋南北朝民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了《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千古名篇；唐诗受其影响颇深,所谓“诗到元和体变新”指的是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刘禹锡等人采用古题和新题乐府民歌写诗,无论从题材、形式、风格等方面比过去都有所发展；宋词元曲受其哺育,影响更是显而易见,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进一步提供了这样的证明。

可见,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直涌动着民歌的血脉,既然民歌这条道已竭流,我们完全可以沿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道路,在音步整齐的近体诗基础上建立齐言现代格律诗；在音步不整齐的古代杂言格律诗（词、曲）基础上建立杂言现代格律诗。

谁都不可能结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把握问题。实事求是地看待、研究问题才是智者的态度。

四，结束语

孙伏园先生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指出：“他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作为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建立新诗体过程中必须采取的态度。

年初稿于长春

年5月修改于长春

张兴泰，字霜子，号鸿硕，吉林省大安市人，高级政工师。先后出版诗集《霜子吟》《张兴泰诗歌精粹》《诗镜文心》（鸿硕诗文集）、该书续集、《鸿硕诗话》《情韵悠悠》（十情集）《诗词律要讲座》等。获得中国艺术界名人作品展示会优赏奖，个别作品获得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现任《中国韵律诗歌旗帜卷》执行主编，中国韵律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雅园学会理事，国际当代华文诗歌研究会研究员，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研究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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