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中科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180504/6211035.html前言
一九五二年，张仲礼先生凭其博士论文《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获得了当年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其后，该论文在美国出版
一九九一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了张仲礼先生《中国绅士》的中文版。当前学界对张仲礼这一最具重量级的代表作研读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今年适逢张仲礼先生该文成稿70周年，特作本札记。
本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先生早年读博时在美国撰写的博士论文，张仲礼先生当时辗转求学于华盛顿大学与哈佛大学这两个美国研究中国的中心，他在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大量的清朝官方文献、官员的文稿、士子的文集，且还未有人整理，于是，他经过多年辛苦耕耘，使得该文问世。
这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特别是科举学问题的重要著作，是研究中国绅士的最为系统深入的统计研究著作。
清末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清末民初旧中国内外交困，国人心态受到西方很大影响，对一些中国传统文明没有做到适当的尊重。
中国人民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将儒家孔子、中国汉字、科举考试等一律矫枉过正地连根拔起，造成了数十年的文化断层。直至上世纪中后期，人们对科举仍然嗤之以鼻，认为是“恶制”，认为对科举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是在搞“复古”。
显然，这只看到了清末腐败政府之下科举制的样貌，而未对整个历史时期科举的贡献作客观评价。
就清朝而论，在大环境清明的前期和中期，科举制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华帝国继续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实力，选拔了无数仁人志士，促进着阶级流动与维护着社会稳定。
缘此，要正视科举的历史价值，其内在的规律至今仍发挥着重大借鉴意义。张仲礼先生在上世纪中期，人们普遍对科举“反感”的情况下，研究科举、研究中国绅士，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且其在一九九一年将中文版推出，更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举研究，为后续中国学界提出科举学发挥了投石探路的作用。
无论是在科举制诞生前的几千年，还是科举制推行后的一千三百多年，中国历代王朝从未对县以下的地方进行直接统治，其内部往往是自治的，政府主要通过儒学教义等软实力加以规束。
儒学教义涵育了中国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交往准则，维护着中国几千年的王朝统治。在这其中，绅士正是由儒学教义孕育出来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与代表人。
绅士制度的推行源于要满足伴随着社会发展而来越来越多的需求以及维持秩序的目的。
张仲礼此书聚焦绅士这一群体，其视角颇为新颖，价值重大。十九世纪中后期，清廷财政空虚，需要捐输钱粮。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当做“市惠之具”，出售给财阀富商，或群体或个体，贩卖官职、功名或学额。科举考试的天平倾向了富庶地区和富裕人家。
贫富差距的手从无形变为有形，从经济领域伸向了文化教育、政治管理领域。商人的影响力大大扩张，人们不再视科举考试入仕为唯一前程。
这种变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手段，重农重儒士子的相对数量在减少，传统的“代言人”被资本取代。
更进一步地，当富商大户捐得科举名分后，会出现饱和状态：各省通过捐纳，异途获绅的人数逐年下降。
而内外动乱，天灾人祸不断，清政府极端之时，竟以原价的“一折”打包出售：一千捐例，降低至二百两，且容许劳功相抵，最终实纳一百两即可，致使“市井牙侩、仆隶人等，无不各有官阶，一时有官多民少之谣。
名器之滥，至斯为极”（《清朝续文献通考》）。捐照由户部颁发后发展为户部出空白捐照，由地方填写，这样各省拥有岁入之权，一些地方减价、转售等流弊盛行，中央的财政控制权逐渐旁落，且对绅士人数和分布的控制也被削弱。
这与清前期雍正帝力主扩大捐纳制度的意愿是相违背的，雍正帝认为捐纳制度的“异途”绅士，是制约“正途”绅士结成朋党的有效力量。
如雍正五年上谕指出：“假若仕途尽系科目，亦彼此固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患甚巨。应酌添捐纳事款。”
此后，“正途”贡生出任官职的比例不断下降，至清末，其比例不足两成。就上层绅士而言，书中以太平天国运动为划分标志，这一事件之前正途生员与捐监生的数量分别为八万与四万，比例为二比一；
事件之后生员与捐监生的数量各为十万，比例为一比一。虽然通过“正途”获高位的机会更多，但“异途”任下层官职者日众。
整体上看，从太平天国前到太平天国后，绅士群体中，异途绅士群体增加4%，上层绅士比例增加4%。绅士地位的维持众多绅士年复一年的潜心读书以应各级考试，他们不想考试也不行，只有监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正途”绅士中人数最多的生员是不能不参加考试的。
他们要按例参加县、州、府各级教管主持的每月一次或三个月一次的考试，虽然在十九世纪往往没有很好地执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总之，无论是否图谋晋升或仅仅是保留原位，大多数绅士都将耗费于读书应考。
例如清代著名人物张謇，他登上上层绅士行列花了三十五年读书应考，单是在考场里就待了一百六十天（《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他说：“综吾少壮之日月，宛转消磨于有司之试而应其求，盖三十有五年。”（《凌霄一士随笔》）以绅士中的“新进者”为统计视角，考察祖父辈无绅士身份，后代获得“绅士”身份的群体，可窥知社会流动。
新进者比例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32%增加到咸丰及其后期的37%，当然，捐纳入绅的新进者占很大比例。在各省中，湖南新进者占比65%，与湘军引起地方绅士权力上升有关，而广东等省份高于四成的新进者占比则有商业财富在起作用。
最后，本书试图对绅士经济状况作进一步考察，发现巨额财富来源不明者有17%-28%不等，金额多者达数十万两，即绅士群体可得多少收入，其中，来源于私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占比多少。
这就为张仲礼后续的论著《中国绅士的收入》做了铺垫。在价值主线上，本书一改上世纪上半叶有识之士对科举的猛烈批判，转而以力求理性的视角，以数据说话，以较为客观的立场论述科举与绅士的关系，
有助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科举制深入影响着经济、政治、文化，深切关涉着国家命运和社会脉动，深度绾合着受其影响的每一个人。千百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批才智过人、勇担大任、主持国运的领导人才。三十年前中文版的译著出版，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举学的研究。
是在研究方法上，张仲礼在上世纪中叶以英文版出版此书时，运用的量化史学的方法，可谓一大创新，其以统计见长，力求考订数据变化的联系，把握绅士群体动态变化的内外部动因。前者的考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后者的求理则需要对中国科举有充足的了解和认识，可见本书的厚重价值。
是在论述思辨上，作者抓住绅士这一广大群体，主要聚焦绅士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关照绅士内部各群体之间、绅士与平民之间的关系，
以动态发展的视角，彰切实之史实，论内在之联系，抓取对社会之作用的主题，奠定了其极高的学术价值绅士在政治经济、礼仪法律等方面都享有特权。
嘉庆十六年上谕提到，绅士是“齐民之秀，国家培养人材，身列胶庠者，各宜修洁自爱，岂可承充官役自取侮辱”。
但很多绅士不满足于此，常常在纳税徭役上钻取空子、在司法权力和地方事务参与上谋取利益。绅士在县或更大的行政区承担其职责，特别地，绅士以增进自己家乡的福利并进行利益保护为己任。
同时，政府也依赖绅士来管理和控制社会。例如，广东巡抚曾通告百姓：“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补吾之不足”（《澳门月报》）。绅士在地方承担的具体职责包括为官府赞助差役车马、修建常平仓等赈济百姓的慈善事业，
协调百姓纠纷、修建公共工程、组织团练、征税，作为文化领袖维护传统纲常伦纪、支持科举制度、修撰方志、弘扬社会文化价值以及这些价值观的物质表现，例如维护学校、贡院和寺院等。
书中将绅士分层与其所侧重的职责做了数据统计，认为上层绅士更侧重于济贫、组织团练等，下层绅士更侧重指挥团练。同时，两者在筑桥建堤的公共工程等方面，占比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