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白癜风要花多少钱 https://mjbk.familydoctor.com.cn/bjbdfyy_ks4611/第六章
非遗文化——
民间艺术展风采
二、社火表演，意蕴多重
陶寺村古老而富饶，村落中自古就有闹红火、赶庙会的习俗，在闹红火中最受民众喜爱的便是装扮成各类角色进行表演的节目。关于陶寺村社火的由来，还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帝尧的祖父颛顼的第三个儿子，死后变成了疫鬼，经常祸害民众，尤其是喜欢惊吓孩童，为了对付这个疫鬼，人们就装扮成各种凶猛的动物，如龙、蛇、蟒、蛟等形象，并进行驱赶疫鬼的活动，这是最早“驱傩”习俗的由来，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就逐渐演变为民间的红火热闹——社火。
社火在每年的春节、二月二、庙会等较喜庆的日子里进行，通常从每年的正月初五开始，一直闹到二月二龙抬头日。节日期间的社火表演是构成陶寺节日文化的重要部分，陶寺村的社火也以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特点广受民众欢迎。如舞龙灯、跑旱船、踩高跷、跑竹马、大头和尚、二鬼摔跤、牛斗虎等节目让民众流连忘返。正是有了绚丽缤纷的社火表演，陶寺文化艺术才得以展现其历史久远、意蕴深厚、源远流长的特征。也正是这些社火艺术，才使陶寺的非遗文化熠熠生辉，成为村落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进而作为村落文化资源而被开发利用。
（一）舞龙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陶寺遗址出土的蟠龙纹陶盘上的龙图腾是远古先民的崇拜物，陶寺也被称为是“龙乡”。“龙”对于陶寺民众来说，不仅是信仰，也是寄托、向往和对美好的追求。因此，陶寺地区春节期间，村村有耍龙灯表演，从正月开始，到二月二龙抬头日，表演更是被赋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舞龙，也被称为“舞龙灯”。龙有金龙、蛟龙、蟒龙，均为蛇身鱼鳞造型，所扎龙头十分庞大，眼睛炯炯有神，龙身将近20米，威风凛凛。每逢春节，陶寺村以地域分片，西北角为金龙，北边胡同为蛟龙，南河里为蟒龙，分地域进行制作。由一些年老有经验的人进行扎制、裱糊、制须、美化等工序，制作完毕后，还需要将龙抬至河边“饮水”，据说不饮水的话，表演时就会着火。在以前，西北角的龙要到城尔里的洗耳河饮水，后来河水干涸后，在活水沟或西河里的井边打水，供龙“饮用”。
舞龙需要经验和力气，一般由有经验的长者举龙头，年轻有力气的小伙子掌龙身，表演者个个身手矫健，龙尾也是需要一定经验的人来掌握，掌尾者需要跟随前方的龙头龙身随机应变，龙尾摆的开，整条龙才能游刃有余。舞龙在过去称为“耍活龙”，意为人多热闹，光舞龙就需要20多个小伙子。又有“游龙戏凤”之说，意为掌龙头的人左右旋转腾跃，龙才能飞行自如，带动后面的龙身龙尾。陶寺舞龙表演风格粗犷奔放，舞龙也成为勇猛的象征，这一民间游艺活动在陶寺大地上熠熠生辉，尤其是二月二龙抬头社火节上，舞龙是开场第一个节目，用来吸引观众目光，带动现场气氛。
（二）抬阁
社火节目中较吸引人的一项“抬阁”在陶寺地区也是有名的民间艺术，抬阁从20世纪的杠抬、桌子抬演变而来，现节日期间表演的陶寺乡安李村抬阁越来越呈现辉煌鼎盛的局面。安李抬阁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相传当时秦王李世民为讨伐抗击南下突厥，曾驻兵在此，当时安李村叫里村，李世民在这里取得胜利后，将村名改为“安李村”。相传该村大庙中曾有一通“秦王驻跸处”石碑，还塑有李世民及当时救他的老少的塑像，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便于每年春节将三个人的塑像放置桌上，在村内游转祭祀，便形成了最初的抬阁。
早期抬阁内容多与李世民的故事相关，如“唐王出征”等，后才形成内容多样的主题形式。现如今每个抬阁都会表现一个主题，大都以戏剧和民间传说为主，同时也穿插一些具有时代内容的题材。如年二月二龙抬头社火节期间的抬阁表演内容是围绕帝尧文化进行的，以宣传帝尧文化为主，有“伊村出世”“仙洞成婚”“席村求学”“陶寺建都”“尧庙祭祀”，还有当下陶寺村新发展的“陶寺博物馆”“陶寺旅游公路”等内容。抬阁过去靠人抬，现在变成以车载为主，但抬阁的内容却依然延续了过去的传统艺术和技巧，集武术、杂技、戏剧、舞蹈于一身，融合音乐、服装、道具于一体，让人惊叹！
抬阁表演的演员为村内孩童，对于参加表演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勇气的象征。当被选为演员时，孩子们非常喜悦，这同时也对他们胆量和耐力的考验。因为每次孩子们从上阁开始，就要被绑在支架上坚持几个小时，而且还要顺着表演队伍进行表演，对于他们来说，确实不易。这对他们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家长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经历，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一传统能够传承至今。
社火节抬阁单人表演摄于年3月8日
（三）旱船
旱船是模拟水中行船的一种民间舞蹈。陶寺旱船以做工精美、特色突出著称，旱船由四根红柱子支撑着，上面是亭台楼阁。跑旱船（乘旱船）的通常为年轻女性，她们涂脂抹粉、插花带叶，身穿彩服、脚踏绣鞋。旱船跑起时，表演者身手矫健，宛如水上漂。划船人通常为男性，为渔夫装扮，脚穿便靴、头戴斗笠、双手划桨，边跑嘴里还边吆喝地逗趣，加之欢快活泼的唢呐乐声伴奏，引得观众爆笑声不断。
年二月二龙抬头社火节期间，旱船表演有了些变化，旱船外形有金鱼状、龙状、白鹤状，共3只旱船。跑旱船者均为男性，且无划船人，旱船上的宣传标语为“建帝尧古都，创陶寺辉煌”“改革创新，奋发有为”这样带有时代性的内容，是迎合当下村落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新变化。
（四）竹马
传统竹马表演是以十二生肖为造型，表演者钻入动物造型中间，手中拿着五彩鞭条，步履轻盈、走动灵活，每只竹马旁边还有一头裹白毛巾、身穿黑褂的男性伴随。表演过程中伴有秧歌小调，节奏鲜明、活泼欢快，深受观众喜爱。现如今社火节期间竹马表演呈现简化趋势，装扮动物仅为毛驴，传统社会中的十二生肖造型已不复存在。
除了上述表演外，社火艺术还有诸如高跷、牛斗虎、二鬼摔跤、风火流星等内容，在传统村落社会中，节日期间的社火表演多包含这些节目，当下社火节期间的节目从造型到内容大多已被简化，有的节目甚至不再表演，仅成为村落社会民众的美好集体记忆。
三、戏剧锣鼓，晋南特色
在山西晋南临汾市、运城市地区，蒲剧广为流行。蒲剧，又称“蒲州梆子”，也被称为“乱弹”或“土戏”,起源于元代，形成于明末清初，历史悠久，深具地方特色。陶寺村关帝庙为元代建造，对面曾建有戏台，戏台的存在就可印证陶寺村戏剧的历史。历史上的戏剧表演因文献短缺等原因我们不知其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陶寺村的“家乱弹”（蒲州梆子）较为有名，且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当下村落戏剧表演的主要形式。
（一）戏剧代表——“家乱弹”
陶寺音乐文化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帝尧时期。年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发掘出来的鼍鼓、土鼓和石磬，是距今约多年的古老乐器。《襄陵县志》记载的唐尧时期《击壤歌》：“邑之先有老人歌于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有何哉。”即出于襄汾，并记载：“席村人……古之席公也，以播种耕稼为事，每击壤而歌于路……尧闻之而嘉之，尊为老师之。”由此可见，陶寺地区民间音乐早在帝尧时期便已流传。
1.陶寺戏剧渊源
陶寺音乐文化起源于帝尧时期，而戏剧表演则可溯源于隋唐时代的秧歌戏。节日期间，人们便画好脸谱，身着戏装，手持道具，开始说唱表演。宋元时期，秧歌戏演变为杂剧，戏剧也进入鼎盛时期，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便是襄陵人。到明代中叶，出现了蒲州梆子，发展到清代，进入了鼎盛期，蒲州梆子在民间广为流传。再到后期，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寺地区成立了襄陵民主蒲剧团，由张相村人张汉杰担任剧团指导员，剧团后改为“塔山剧团社”，游击队政委兼大队长姚登山亲自参演了《正气图》《刘胡兰》等剧目。当游击队打了胜仗后，人们都要唱戏庆祝。到了近代，陶寺地区的“家乱弹”在周边地区就小有名气了，除了陶寺村外，在安李村、张纂村、陈庄村、李庄村等均有“家乱弹”剧团表演。
2.“家乱弹”的传承与发展
陶寺村“家乱弹”相传从光绪年间开始，发起人为秦衍庆，因其家境宽裕，便自掏腰包置办了简单的戏装道具，请来剧团师傅口传身教，先后排练了《杀庙》《教子》《打渔杀家》等折子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陶寺“家乱弹”达到鼎盛，土地改革后，农民得以翻身当主人，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也日益强烈，一些热爱戏剧文艺的村民就自发重新组织起“家乱弹”，他们利用农闲时间组织排练，主要发起人有卫善珍、秦润恩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剧团主要人员有刘天赐、尚文等人，下面就这两个阶段的剧团组成人员及剧目等列一表格加以说明。
据村民回忆，“家乱弹”从产生到后期发展，都是村民自发组织的，有时演员忘了词，就现编现唱，都是村民熟悉的人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寺村的“家乱弹”受邀去运城慰问演出，欢庆运城解放。当时的负责人卫善珍等人用大车拉着道具赶去运城，到达后剧团表演了《三对面》《打渔杀家》《舍饭》《斩子》等剧目，演员们凭借成熟的唱念做打功底赢得了解放军的好评和喜爱。当时还有人作了诗来称赞陶寺“家乱弹”剧团：“民间文艺‘家乱弹’，自娱自乐自己排。唱念做打艺娴熟，字正腔圆声婉转。心畅神动功夫好，生旦净丑行当全。掌声喝彩夸名班，慰问亲人庆凯旋。”到20世纪60年代，“家乱弹”又被称为“俱乐部”，道具也很齐全，那时候卫善珍的《打鸳鸯》，秦业生、梁振东的《采桑》，石德全的《三上轿》，张焕生的《吊寇》等在襄陵地区很受欢迎，曾受邀去邓庄庙会表演，当时三个舞台同时演出，陶寺村的剧团最受欢迎，把观众都吸引过来，旁边两个戏台却冷冷清清。当时县广播每日早中晚都会播放陶寺“家乱弹”剧团演唱的戏剧。发展到当下，“家乱弹”虽不如往日辉煌，但依旧有自己的存活空间，村内有婚丧嫁娶、过寿、生日满月等事情的时候，就会邀请剧团前去表演，如杜党叶的《教子》就是经常表演的剧目，襄汾县的消夏晚会也会邀请陶寺剧团演出蒲剧、眉户的戏曲剧目。同时，“家乱弹”剧团的成员也积极地创新表演剧目，如尚文近两年编写现代蒲剧剧本《过生日》《农家乐》，眉户剧本《唱一唱陶寺根祖文化》等，传统表演技巧与现代社会生活内容相结合，这也是当下陶寺戏剧发展的新动向，也唯有此，戏剧文化才能够不断适应新时代，不断创新。
陶寺村的“家乱弹”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所蕴含的文化艺术是陶寺村落文化的重要表现。从古至今，村落民众从不缺少娱乐消遣的方式，戏剧表演就是较为典型的一种，生动的演出、优美的唱腔受到民众的喜爱。除了正式演出外，村民在农闲时期也会自娱自乐地唱两嗓子，夏日或秋天，通常晚饭后，村民便聚集在一起，你拉二胡，他吹笛子，我唱戏，就这样开始了表演，在夕阳下的村落中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同样，正是出于对民间艺术的热爱，才使得这一民间艺术传承下来。
“家乱弹”曲谱摄于年7月28日
“家乱弹”传承人尚文演奏
摄于年7月28日
（二）陶寺威风锣鼓
威风锣鼓源于临汾地区且在当地较为流行，是融合舞蹈、音乐、技艺于一体的民间鼓舞艺术，由锣、鼓、铙、镲四种乐器共同表演，具有古朴典雅、慷慨激昂的特点。它产生于民众的生活，历经多年的创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成为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的一朵奇葩。年，晋南威风锣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威风锣鼓起源
威风锣鼓源远流长，相传早在尧舜时期就已出现。传说和出土文物均印证了这一民间艺术的悠久历史。从流传传说来看，相传帝尧任命夔为乐正，夔为了发展音乐，设计出用牛皮覆盖在木头上的牛皮鼓，得到广泛的应用。陶寺遗址发掘有公元前年至年之间的各类乐器，有土鼓、鼍鼓、石磬三种较为古老的乐器，土鼓是用陶土为腔，两面蒙皮的一种原始打击乐器；鼍鼓为鼍皮蒙的鼓；石磬为石质的乐器，都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乐器。
元代的梆子戏打击乐中就使用到锣鼓，发展到明末清初，成为一种单一的锣鼓击打表演，并且有了曲牌，锣鼓击打的声音雄壮，音调铿锵，成为民间社火中营造热闹气氛的一项重要表演艺术，在各村发展较快。如陶寺地区以地域划分为东关里、石家角、南河里、西北角、曹家胡同等十几个片区，也叫“地摊”，每个地摊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每年正月期间，在村子里东西南北方向的各个地摊便开始响起锣鼓声，整个村落被喜庆热闹的锣鼓声围绕着。
2.陶寺村威风锣鼓传承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寺地区陶寺村、安李村、张纂村、东坡沟村、李庄村、中梁村都有较大的锣鼓队。如年，陈庄村姚登山的母亲就组织了妇女锣鼓队，逢年过节闹红火的时候，锣鼓队就参与表演，在陶寺地区较有名气。
从规模、阵容和数量上看，陶寺村的威风锣鼓在周围村落中都是比较突出的。从锣鼓表演的曲牌上看，陶寺村锣鼓表演花样繁多，如“十样景”“风搅雪”“次叠花”“狗咬直磑的”“珍珠倒卷帘”“房顶上滚核桃”“十二白”“川杀”“老杀”等多种曲牌。敲打锣鼓时，每个曲牌都有武术人员在一旁边演边敲，如“耍棍子”（村名写在上面的招旗），“耍软棍”（一种武术道具，即可健身又能防身），武术表演色彩浓厚。同时，陶寺村锣鼓队对于曲牌的打法、敲法也别具一格。如“十样景”敲打起来，活泼喜庆的节奏会让人感觉到春天的来临，也让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次叠花”表达了民众对于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和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美好祝愿。“风搅雪”则象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十二白”“川杀”“老杀”均使用锣鼓敲打，鼓声紧凑铿锵、干脆利落，如万马奔腾，呈现出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
社火节威风锣鼓表演
摄于年3月8日
“文化大革命”时期，社火节目被视为“四旧”，这一时期民间艺术呈现停滞状态，加之许多年迈的老艺人相继离世，也就使得锣鼓表演中的一部分“绝活”没有传承下来。
改革开放后，由于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相应的对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一定的要求。村民自发购置近百件锣鼓器具，还添置了许多锣鼓服装，组建了威风锣鼓队，其中妇女占到队伍人员的一半。经过严格训练的锣鼓队到襄汾、临汾地区的锣鼓节参赛，敲打出气势磅礴的代表曲牌“塔山献宝”“汾河生金”等，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威风在锣鼓声中展现无遗。
进入21世纪，新时代的锣鼓队向着更高的阶段发展。年到年，是新时期陶寺锣鼓队伍培养期，先后培养了三批锣鼓队，每批90余人，三批将近余人，且队员为女性，堪称“陶寺女子威风锣鼓队”。据了解，当时的发起人为陶寺村民尚文、王德功和张永兴，锣鼓队教练邀请的是南辛店北许村的杜桂芳，领队有周小月、张明菊、齐旭峰等。每年春节期间，除在陶寺表演外，锣鼓队先后到临汾尧庙、襄汾、侯马、翼城、介休、蒲县、大宁、吉县等地进行表演，受到各地民众好评。在锣鼓队中，较突出的是本村担任教练的尚文，陶寺村锣鼓队所用的锣鼓谱，均由尚文谱写，每逢有正式的锣鼓表演前，他就带领锣鼓队在关帝庙前进行排练，通常安排四段，十个花样，内容丰富。现如今陶寺锣鼓队的表演服装和工具均为农民企业家赞助，将近套，组建的队伍也是声势浩大，每年从春节到二月二期间，锣鼓队表演从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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