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宫醴泉铭系欧阳询76岁书，唐贞观六年(公元年)四月刻。额阳文篆书“九成宫醴泉铭”6字。碑左侧刻有宋元丰间(公元年-公元年)各家题名，右侧刻有宋绍圣(公元年-公元年)及明正德(公元-公元)、嘉靖间(公元-公元年）各家题名。
此碑是欧阳询应诏之作，写时精神极集中，用笔、结构，无毫发差舛，高华浑穆，气象万千。
《九成宫醴泉铭》，或称《九成宫碑》，魏徵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六年(公元年)立于九成官内。碑高厘米，上宽87厘米，下宽93厘米，厚27厘米。24行，49字。碑身和碑首连成一体，碑首刻有六龙缠绕。今石尚存，在陕西西安碑林，但剜凿过多，已非原貌。
九成宫遗址在今陕西省麟游县城西五里，东南距唐代首都长安(今西安)约三百里。九成宫原为隋之“仁寿宫”，由杨素主持，宇文恺监修，当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工匠死者以万数。《隋书·食货志》载:“(开皇)十三年(公元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仁寿官建成后，隋文帝杨坚每年都要前去避暑，后来他本人和皇后独孤氏也都在此宫中去世。
隋朝末年，仁寿宫渐次荒废。唐贞观五年(公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对此宫加以维修，更名为“九成宫”。“九成”意为九重，言其极高。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西五里有九成宫，本隋仁寿宫，义宁元年废，贞观五年复置，更名。永徽二年曰万年宫，乾封二年复曰九成宫。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库官寺等。”宫中本来没有水源，贞观六年四月，唐太宗在九成官避暑时，在西城的北面发现泥土有些湿润，于是以杖疏导，随即有泉水流出，遂将此水导入石渠，并命名为“醴泉”。古人认为醴泉的出现是一种嘉瑞，于是唐太宗命魏徵撰文，命欧阳询书碑，立于醴泉之侧。这就是《九成宫醴泉铭》的由来。
前人评日:“率更正书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库矛戟。虞伯施称其不择纸笔皆能如意。……弇州谓信本书，太伤瘦俭，独《醴泉铭》遒劲之中，不失婉润，尤为合作。明赵崡《石墨镌华》卷二曰:“欧书《皇甫君》遒劲，此碑婉润，允为正书第一。”明郑真《荥阳外史集》卷三十九云:“虞文靖公论欧阳率更书如深山道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者，以其瘦硬通神之可贵也。《醴泉观铭》外坚正而内混融，实得右军兰亭笔意。”《珊瑚网》卷二十载明陈继儒评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九成宫醴泉铭》全文可分五段。第一段交代九成宫的由来，描述了隋代仁寿宫的雄伟壮观，穷泰极侈；第二段叙述唐太宗的武功文治和改修九成宫的节俭做法；第三段记述唐太宗发现醴泉的经过；第四段引经据典，说明醴泉的出现是由于“天子令德”所致，最后提出“居高思坠，持满戒溢”的谏诤之言；第五段是颂词，总结全文。作者魏徵是唐太宗的重要辅臣，以直谏闻名于史册，观此碑文，确非虚誉。所以宋人曾巩在跋此碑时称:“魏为此铭，亦欲太宗以隋为戒，可以见魏之志也。”本文层次分明，条理通畅，文辞典雅清新，富丽而不失质朴，尤其难得的是能不就事论事，在本事的铺陈中蕴涵深意，发人深思。将之作为一篇美文赏读，亦无不可。
原文
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公臣魏徵奉敕[chì]撰zhuàn维贞观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此则随之仁寿宫也。冠guān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耸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jiāogě，台榭参差。仰视则迢递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晖，照灼云霞，蔽亏日月。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侈，以人从欲，良足深尤。至于炎景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信安体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汉之甘泉不能尚也。皇帝爰在弱冠，经营四方，逮乎立年，抚临亿兆，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东越青丘，南逾丹儌jiǎo，皆献琛chēn奉贽zhì，重译来王，西暨轮台，北拒玄阙，并地列州县，人充编户。气淑年和，迩安远肃，群生咸遂，灵贶kuàng毕臻zhēn，虽藉二仪之功，终资一人之虑。遗身利物，栉zhì风沐雨，百姓为心，忧劳成疾，同尧yáo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piánzhī，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爰yuán居京室，每弊炎暑，群下请建离宫，庶可怡神养性。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拒，未肯俯从。以为随氏旧宫，营于曩代，弃之则可惜，毁之则重劳，事贵因循，何必改作。于是斫zhuó雕为朴，损之又损，去其泰甚，葺qì其颓坏，杂丹墀chí以沙砾，间粉壁以涂泥，玉砌接于土阶，茅茨续于琼室。仰观壮丽，可作鉴于既往，俯察卑俭[jiǎn]，足垂训于后昆。此所谓至人无为，大圣不作，彼竭其力，我享其功者也。然昔之池沼zhǎo，咸引谷涧，宫城之内，本乏水源，求而无之，在乎一物，既非人力所致，圣心怀之不忘。粤以四月甲申朔旬有六日己亥，上及中宫，历览台观，闲步西城之阴，踌躇高阁之下，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有泉随而涌出，乃承以石槛，引为一渠。其清若镜，味甘如醴，南注丹霄之右，东流度于双阙，贯穿青琐，萦带紫房，激扬清波，涤荡瑕秽，可以导养正性，可以澄莹心神。鉴映群形，润生万物，同湛恩之不竭，将玄泽于常流，匪唯乾象之精，盖亦坤灵之宝。谨案：《礼纬》云：王者刑杀当罪，赏锡当功，得礼之宜，则醴泉出于阙庭。《鹖hé冠子》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醴泉出。《瑞应图》曰：王者纯和，饮食不贡献，则醴泉出，饮之令人寿。《东观汉记》曰：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师，饮之者痼疾皆愈。然则神物之来，寔shí扶明圣，既可蠲juān兹沉痼gù，又将延彼遐龄。是以百辟卿士，相趋动色，我后固怀撝挹huīyì，推而弗有，虽休勿休，不徒闻于往昔，以祥为惧，实取验于当今。斯乃上帝玄符，天子令德，岂臣之末学所能丕[pī]显。但职在记言，属兹书事，不可使国之盛美，有遗典策，敢陈实录，爰勒斯铭。其词曰：唯皇抚运，奄壹寰huán宇，千载膺yīng期，万物斯睹，功高大舜，勤深伯禹，绝后光前，登三迈五。握机蹈矩，乃圣乃神，武克祸乱，文怀远人，书契未纪，开辟不臣，冠冕并袭，琛贽咸陈。大道无名，上德不德，玄功潜运，几深莫测，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靡谢天功，安知帝力。上天之载，无臭无声，万类资始，品物流形，随感变质，应德效灵，介焉如响，赫赫明明。杂沓景福，葳蕤繁祉，云氏龙官，龟图凤纪，日含五色，乌呈三趾，颂不辍chuò工，笔无停史。上善降祥，上智斯悦，流谦润下，潺湲yuán皎洁，萍旨醴甘，冰凝镜澈，用之日新，拒之无竭。道随时泰，庆与泉流，我后夕惕，虽休弗休，居崇茅宇，乐不般游，黄屋非贵，天下为忧。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反本，代文以质，居高思坠，持满戒溢，念兹在兹，永保贞吉。兼太子率更令勃海男臣欧阳询奉敕书。
释文
九成宫醴泉铭。秘书监兼任门下省侍中、钜鹿郡公,臣魏徴奉皇帝之命撰文。贞观六年(公元年)四月，皇帝在九成宫避暑。此地本是隋代所建的仁寿宫。高峻的山巅建造着巍峨的宫殿，围截山谷形成了湖泊。楼阁凌驾于水面，宫阙分布于山岩，高阁密密匝匝，长廊环绕四周，楼宇连绵起伏，台榭参差错落。仰望山巅，悠远缥缈，髙达百寻；俯视谷底，险峻深邃，壁立千仞。珠玉相映，金碧辉煌，其光彩能照灼云霞，日月也为之减色。看其移山改涧的宏伟气势，极尽奢侈之能事，如此放纵人的欲望，真是应当大加谴责的。至于在炽热熔金的酷暑天，此地却无闷湿蒸热的暑气。微风徐徐吹来，清凉舒适，的确是很好的安身之所，是怡养心神的佳处，汉代的甘泉宫也是不能超过它的。皇帝早在二十岁时就为天下操劳，到了而立之年，成了统治万民的君主。他开始是用武力统一中国，后来又以文德感化远方的民族。东至青丘，南及丹徼，那些边远民族都奉宝备礼，遣使而来，经过辗转的翻译前来朝觐；西到轮台，北抵玄阙，都纳入了国家的版图，列为大唐的州县，把那里的人民也编入了户籍。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远近之民安乐平和，一切生灵各安其所，各种祥瑞纷纷呈现。这虽然是天地的恩赐，但毕竟要依靠皇帝一个人的谋略。皇帝不爱惜自身，专门为天下着想，风里来雨里去，心中只有百姓，忧国忧民，积劳成疾。他的肌肤像古代的明君唐尧那样干瘦枯黄，手脚上磨出的茧子比大禹的还厚。虽经反复治疗，但血脉仍不通畅。住在京城，苦于炎热，群臣因此请求另建避暑的行宫，这样或许可以修身养性。但圣上爱护每一个民夫的劳力，珍惜小民的财富，坚决拒绝，不肯接受群臣的请求。于是想到了隋代的仁寿宫，那是过去建造的，舍弃了十分可惜，毁掉它又相当费力，凡事总以承袭为好，又何必另起炉灶呢?于是去掉隋代旧宫那些华丽的装饰而使之变得质朴，一再减省，去掉过度的奢华，只修补颓坏的房舍。原先的红色石阶补入的是沙砾，本来雪白的墙壁现在只用泥灰修补。土阶与原有的玉砌相接，茅屋与原有的琼室相连。仰望此宫，其壮丽不减当年，可以作为奢侈者的警戒，细看而今简陋的修补，又足以为后嗣子孙作榜样。这正是古人所谓的至德之人责在无为，大圣人的作为似乎什么也没做。前人竭尽了全力，我只要安享他的成果就是了。但是，过去池沼中的水都是从山涧中引来的，宫城之内本来缺乏水源。遍求不着的，就是这么一样东西。既然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皇帝心中就一直对此念念不忘。四月十六日这一天，皇帝来到中宫，遍赏亭台楼榭，闲步来到西城北面。他在高耸的楼阁下徘徊，俯身察看这里的土地，觉得微微有点湿润，就用手杖疏导，泉水随即涌出，于是派人围槛蓄水，并将其引入石渠。这泉水清激如镜，甘甜如酒，往南流过丹霄宫的西边，再往东经过双阙之下。穿过重重楼阁，绕过层层宫殿，激扬清波，荡涤污秽。它可以使人气性纯正心神明净。它能像镜子一样映照出周围的物体，又能滋润万物使其生长，就如同皇帝的恩泽永不枯竭，如河水一般永远流淌。这不仅是上天的精华，也是大地的瑰宝啊！据文献记载，《礼纬》说:“帝王对犯人处罚适当，对功臣赏赐得宜，符合礼的规范，那么醴泉就会在宫廷内出现。”《鹖冠子》说:“圣人的恩德能上达于天，下达于地，中达于万物生灵，就会出现醴泉。”《瑞应图》说:“帝王天性纯正平和，饮食不用臣下贡献的珍奇之物，就会有醴泉出现，喝了能使人长寿。”《东观汉记》说:“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醴泉出现在京师洛阳，喝了此水的人身上的多年痼疾尽皆痊愈了。”如此说来，灵异之物的出现，其实是伴随着君王的圣明而来的，醴泉既可祛除积久难治之病，又能使人延年益寿。因此，当皇帝发现醴泉后，百官公卿们奔走相贺，喜形于色，我君却胸怀谦逊，并不认为醴泉的出现是由于自己的圣明。虽有美德却不自居于美德，这不单单是古人才能做到的了；因祥瑞的出现反而自加戒惧，这种美德在今日得到了验证。醴泉的出现是上天的瑞征，以显示天子的盛德，这岂是末学如我这样的人所能表述的！但我作为史官的职责必须记录发生的事和皇帝说过的话，不可使国家出现如此盛美之事，却在史册中缺失了记载，因此壮着胆子如实作了记录，并以此写成铭文刻碑。颂词曰：皇帝顺应时运，一统天下，开千年而登大宝，临万民而受景仰。大功高于虞舜，勤苦胜于伯禹，空前绝后，超过了三皇五帝那些圣君。皇帝操天下之权柄，遵礼法之规范，既圣德又神明。武能平定祸乱，文能招怀远民。有前人未载的胜绩，能开辟不臣服的远域。来朝的使臣冠冕相望，奇珍异宝一一呈献。大道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上德之人不以德为德，他借自然之力暗中调运，精微深邃不可测度。人民凿井而饮水，耕田而食力，安居乐业，连上天之功都不曾感谢，又何曾想到皇帝的功劳。天道的运行无声无息，但万物赖以滋生，群生应运而发。事物的本体随天人的感应而变化，逢有德之人，便现出祥瑞，即使细微的好处也能体察，将之彰显得明明白白。洪福纷至沓来，祥瑞层出不穷。古代有“云师”、“官”“龟图”、“凤纪”，又有日含五色、乌生三足等等瑞征，传颂于歌词，记载在史籍中，不胜枚举。主上有大善则上天降嘉瑞，主上有大智则万民享安乐。醴泉之出，流注下土，水波潺湲，清澈皎洁，如雨一样清润，似酒一般甘甜，像冰一样晶莹，若镜一般明澈。用之常新，取之不尽。盛世的康泰是治道的显现，祥瑞吉庆体现在这泉水之中。而我们的君王却终日不敢懈怠，他并不以吉庆为吉庆，依然身居陋室，不喜逸乐。他不以帝王为贵，唯以天下为忧。人们大都崇尚浮华，他却只取实在的东西。归于淳朴和根本，以质朴代替文饰。居高处防下坠，端满水生外溢。只有念念不忘这些箴言，才能使国家永保太平。兼太子率更令、勃海男欧阳询奉皇帝之命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