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17章——理想国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在哲学体系中，一般有两个根本问题需要回答。一是第一性问题：就是物质与精神问题，唯物与唯心问题；这就涉及宇宙创生的大框架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一章中，老子就给出了答案。第二个问题就是理想国问题。这个问题老子在第二章、第三章都有所提及。在本章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在后面的80章中进行了更为细致地描述。可见老子对这一命题也是高度重视的。其重要性仅次于宇宙大框架！
《礼记·礼运》述说了儒家理想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置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未有不敬于礼者也----是为小康。
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国——大同社会。退而求其次，还描述了小康社会。
西方哲学体系也非常重视理想国问题。无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乌托邦社会，还是威廉·戈德温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哲学意义上都是对理想国问题的解答。
历史的动力不是理想国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斗追求。正如韦伯所说：“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正像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失去了理解它的能力。”
乌托邦是超历史的道德理想的产物，道德要求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最微妙而不确定的关系。乌托邦是人类所希望的完美的前景，而历史则是人们正在创造的不完美的前景，它们两者并不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种不一致的意识才赋予乌托邦思想以道德感伤的意义及其历史的含糊性。在道德上，乌托邦或许是“福地乐土”，而在历史上，它却可能是“乌有之乡”。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解决了学习本章及《道德经》关于理想国章节中最大的障碍。
柏拉图的理想国
老子构建理想国的标准是百姓对待道的态度。根据这一点，老子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类型。
太上，不知有之；
最好的社会，人们不知“道”的存在，却能够顺道而行！这是人类社会最高的境界。是不知道自己知“道”的状态。
“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当然就是“不知有之”。道自然运行、花自然开放、树自然生长，日月星辰各安其位，官员百姓各司其职。当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自然就是本来的样子！这样的社会人类与道合一，天人一体。
老子证悟的宇宙是井然有序的，根据熵增原理，这样的宇宙必然是开放系统。宇宙的秩序不是因为人的干预而建立的，必然有更高维度的能量源头。人类的干预往往是扰乱宇宙秩序的罪魁祸首。
这里有一个细节问题：不知有之的“之”指代谁？大部分解读认为指代的是社会的统治者，即侯王！但上几章老子一直谈道，原本《道德经》也是不分章节的，一下转到侯王，文法似有不通。所以，个人认为这里仍然指代“道”，好在解读上差别不大，也就无需深究了。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的社会，人民亲近道、赞颂道。这样的社会已经有了第一层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人民开始知道“道”的存在。主客观分离了！但人们是亲近道的，并没有把道视为经典，而是日常生活工作的一部分。
其次，畏之。
在退而求其次，就是人民敬畏道。把“道”奉为经典和极其崇高的地位。这实际已经远离了大道。在第一章中，我分享了学习《道德经》的经验体会。我个人从来没有视《道德经》为经典，视老子为先贤。而是把老子当作我自己的老师和长辈，每次打开《道德经》就如同与老子一起对话讨论问题。有时，我会与之争论；有时我会故意气他，他也会被我气得吹胡子瞪眼；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吓吓我，偶尔让我受些惩戒，知道“道”本身的“锐利“，让我心怀畏惧。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才能走进《道德经》。《道德经》的本质是思想的能量结晶，只有走进《道德经》，与之进行思想的互动与交流，这种思想能量才能启动。现在很多人以迷信的方式对待经典，就等于把前人的思想能量，变成了文字的尸体，此时不仅不能弘扬思想文化的精髓，反而将之送上神坛，误导了学习者，割裂了我们与《道德经》的亲近感，诚为可惜！正如《道德经》所说：犯了“不知常，妄作凶”的错误。
其下，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
最下等的社会，人民轻慢“道”。这是正信不足的体现，于是就产生了对“道”的怀疑。他们不知道背离大道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不知“道”的可畏之处，看不到“道”的锋芒，对大道运行的原理有所不信。这时的人类社会为所欲为，一切的作为是欲望的驱使，此时人类越“有为“，就越会远离大道。
信不足，有不信
悠兮其贵言。
为什么“信足”如此重要呢？因为大道本身的宇宙奥义是人类语言无法表达清晰的。而悟道者也是不轻易使用语言的。思想与语言是不同的。思想是灵动的，语言是思想的尸体。只有参与到思想之中，与思想互动，语言才会灵动起来，产生思想的能量。这就是亲而誉之的结果。当信不足时，语言又有局限性，就会产生怀疑（有不信），并最终产生轻慢、蔑视。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后一句是老子对理想国的总结：依道而行的结果就是功成事遂，却不着痕迹。百姓只是感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本来的样子。
远古流传一首《击壤歌》，记载了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日: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可以作为对老子“理想国”的诠释吧！
击壤歌
在本章我们引申讨论一个问题：老子的理想国是更有现实意义（如儒家的大同社会）？还是更有宗教意义（如佛家的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问题可以见仁见智，我只能表达自己的个人意见！
我更倾向于后者。为什么呢？
1、老子本身是一位悟道者，悟道者的视角已经从人类的四维时空拓展到更大的宇宙维度。
2、老子构建理想国的基本条件，是百姓皆能顺乎大道，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悟道者为主要成员的国家，这个条件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3、老子没有将理想国付诸现实的意愿与行动。孔子为推行儒家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而老子选择出函谷关归隐。这可能意味着老子没有将理想国付诸现实的想法。
历史的发展也能佐证，在经历过大乱、大变动的时代，有时一味地让人们自由发展并非最好的办法。
《左传》中就记载了为政过宽的错失。郑国的子产病重。他对子太叔说:“我死以后，您必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用宽厚的政策使民众服从，其次的政策没有比严厉更有效的了。比如火势猛烈，人们望见它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柔弱，民众亲近并和它嬉戏玩弄，所以死于水的人就很多，因此宽厚的政策，实施的难度要大。”子产病数月后就去世了。
太权继任主政郑国，不忍心采用严厉的政策而实行宽厚政策。郑国因此很多盗寇。子太叔很后悔，说，“我早点听从子产的话，就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于是出动士兵去围剿盗寇，将他们全部杀灭，从此盗贼活动才稍稍平息。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好啊!政令宽大民众就息慢，民众息慢就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政策刚猛民众就受伤害，民众受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的政策。宽厚用来协助刚猛;刚猛用来协助宽厚，政治这才得以和谐。”
郑子产
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时有老师张居正辅佐，还没什么太大的过失，等张居正过世后，他就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官员上奏的奏折，他都随意抛在一边，从不批复，国家各个机构的官员都出现大量缺失，他也不闻不问。他这样的“无为而治”使好好的一个大明江山逐渐滑向了衰落、崩溃的深渊。
可见为政之道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过于勤政，但拯救不了王朝的危亡;有的过于“无为”，也治理不好国家;有因为过于相信儒学而德治失败的;有过分依赖严刑酷法而导致败亡的。
学习《道德经》始终要以“道可道，非常道”为学习总原则，以负阴抱阳为指导，以参悟宇宙的本质为目的，就不会迷惑于当时的应用场景。因为，当时的应用场景是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所以，不能把老子关于理想国的具体做法生搬硬套，直接应用于企业或者国家，而要用发展的眼光，悟通老子关于道宇宙奥义的本质，立足于现实，才能采用正确的行事、治世方式。这才是老子带给我们的启示。
现在总结一下老子送给人类的礼物。
二、践行思想（接前文）
20、对待大道有四种态度：最好的状态是不知道有“道”，却自然依道而行；其次，是亲近道，颂扬道；再次，是敬畏道；最不好的是轻慢与怀疑，这是由于信不足。
明万历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