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平津告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西南联大”。这所诞生于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的大学，仅存在8年11个月，虽饱受战火蹂躏，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她的泥墙草舍之中，诞生了一批批经典学术论著，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位两院院士……
电影剧照
近期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让大家感触最深的便是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那条叙事线，尤其是片尾的彩蛋，当众多声名显赫的大师作为片中穿插的角色，被一一介绍时，每一个名字，都让人肃然起敬。这其中，就有四位是我们民盟的前辈。
设计校舍的梁思成
梁思成
曾任民盟中央常委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决定请他们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夫妇欣然同意。不出一个月，夫妇俩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可是，这个设计方案被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因为根本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经费。此后两个月内，梁思成夫妇的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改成矮楼，瓦顶成了草屋。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最后一稿交出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校舍委员会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
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子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梁思成的心软了。清华大学是他的母校，梅贻琦是他的师长，可是现在的联大和昔日的清华园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最终，除了图书馆、两座食堂和部分教师办公室是砖木结构之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也买不齐全，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做顶。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西南联大新校舍。
这座建在亩荒坟地上的新校舍，泥土松软，下雨时到处烂泥。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也自有一番乐趣。
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一旦下起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对此，曾有一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得力之人”冯友兰
冯友兰
曾任民盟中央委员
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期间，不仅担任教学，而且参加学校领导工作，从年一直担任文学院院长。冯先生为西南联大付出大量心血，是当时领导集团的中坚力量。西南联大校友、旅美历史学者何秉棣在他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说冯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得力之人”。云南师范大学雷希教授对西南联大校史研究多年，在《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校务活动考略》一文中说：“从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来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决策管理层的最重要成员之一，教学研究层的最显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除了上课，冯友兰每天都开会，每周的常委会、院系的会，还有各种委员会。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著书立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贞元六书》，与抗战同终始。第一本《新理学》写在南渡之际，末一本《新知言》成于北返途中。在六本书各自的序言中，表达了他对国家和民族深切宏大的爱和责任感。他引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此为哲学家所自期许者也。”他的哲学，不属于书斋和象牙之塔，他希望它有用。
西南联大先后毕业学生三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冯先生之子冯钟辽也参军任翻译官。奔赴抗日前线和留在学校学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冯友兰曾在他为学校撰写的一次布告中，对同学们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论是直接参加抗日还是留校学习，“全国人士皆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前者以生命作代价，后者怎能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学习。学习的机会是多少生命换来的，学习的成绩是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的。所以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对教和学有一点松懈。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家常便饭。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外，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冯友兰先生就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并不是没有别的教室，而是炸弹坑激励着教与学，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上昭日月。
抗日战争胜利后，年4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纪念碑碑文就是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刻、罗庸书丹）。全文余字，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阐述了联大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通篇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高度颂扬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空前伟大的胜利，充分抒发了对"我国家"未来"旷世伟业"满怀信心的壮志豪情，气势宏伟，让人一诵难忘，被称之为"三绝碑"。节录部分文字如下：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民主斗士”闻一多
闻一多
民盟早期领导人
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不仅是深受欢迎的教授，更是民主斗争的核心人物。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讲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三门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他的古代神话课，图文并茂，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穿过大半个昆明赶来听他的课，教室里里外外总是挤满了人。
闻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会把讲课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课换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之后才开始讲课，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带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闻一多讲唐诗是联大叫座的课。他原来就是诗人，对唐诗的理解，其见解和感受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二十个字就是二十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将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一多当为第一人。
日寇侵华，闻一多蓄胡明志，声言：抗战不胜，誓不剃须。看到国家糟糕到这步田地，他如坐针毡，在给学生臧克家的信中写道：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没有能力炸开那禁锢我的壳，放射出光和热来。以年为时间标记，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在许多公开场合作狮子吼。
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像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租住牛圈的华罗庚
华罗庚
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西南联大时期的数学三杰人物之一
年，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他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厢房里。两家人用一床布帘子隔开。华罗庚曾写下四句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活：“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
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宿的。而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地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像喝醉了酒一般。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吸血。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演算数学题。从年到年这短短七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当第五个孩子降临人世时，穷困中的华罗庚给新生儿子起了一个有意味的名字：华光。他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有一次，附近的农民给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送了两个鸡蛋，吴筱元悄悄藏了一个在床下。她见丈夫日渐消瘦，实在心疼不已。夜深人静，孩子们熟睡后，她把床底下的鸡蛋悄悄煮了送给丈夫。华罗庚看着鸡蛋，给妻子出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个鸡蛋重0.5公两，把它们平均分成五份，每份多少公两？妻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0.1公两啦。"华罗庚按妻子所说，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
妻子的眼泪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支烟呀......"《堆垒素数论》的中文稿，终于在年年底完成，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部费尽两年心血方才写成的30万字的巨著，在他寄给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后，对方一拖半年才告知：手稿已遗失。华罗庚气得大病了一场。
《堆垒素数论》中文手稿丢失后，华罗庚没有马上重写第二稿。他在思考新的数学问题，很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的学术专著《数论导引》。完成这项工作后，在对整个数论学科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他的论证更加严谨的《堆垒素数论》英文手稿诞生了。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这是华罗庚在世界数学科学领域里的成名作，数论学领域的新星由此冉冉升起。当时他只有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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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章《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原载《中华读书报》，作者：宗璞）、《华罗庚在西南联大》（原载《广州日报》，作者：李洪涛）、《《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作者：周简叔）、《闻一多先生上课》（作者：汪曾祺）、《西南联大：艰难中的辉煌》（原载《中国周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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